2008年7月,全球媒体竞相报道“全球头号通缉战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裔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落网的消息。海牙联合国战争罪行法庭起诉他关涉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约8000名男人和男孩之后,他已逃亡13年。这些事件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恶劣的屠杀平民事件”。58年前另一个残酷的7月,当朝鲜人民军进逼位于汉城南方的大田时,韩国警察当局从当地监狱转移出政治犯(有大人、小孩,也有妇女),屠杀他们,把尸身丢进大坑,再覆上泥土。大约4000至7000人丧生,而他们的故事也被埋葬了达半个世纪之久。

*文章节选自《朝鲜战争》([美]布鲁斯·卡明斯 著 三联书店2017-5)。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2008年7月,全球媒体竞相报道“全球头号通缉战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裔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落网的消息。海牙联合国战争罪行法庭起诉他关涉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约8000名男人和男孩之后,他已逃亡13年。这些事件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恶劣的屠杀平民事件”。58年前另一个残酷的7月,当朝鲜人民军进逼位于汉城南方的大田时,韩国警察当局从当地监狱转移出政治犯(有大人、小孩,也有妇女),屠杀他们,把尸身丢进大坑,再覆上泥土。大约4000至7000人丧生,而他们的故事也被埋葬了达半个世纪之久。屠杀进行时,美国军官袖手旁观,拍照做纪录,但丝毫未予阻止。几个月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把这些照片列为机密,要到1999年才解密。随后,美国官方的历史把屠杀统统怪罪到身上。

韩国的事实已经说明,敌人之间如果要相互了解和修好,就需要先有“真相与和解”的过程,也就是审慎、深入地检验过去的调查,并承认已被埋藏、压制的历史。美国人民或新闻界大多不了解,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已挖掘并证实李承晚政府屠杀了数万名自己的公民(包括比大田屠杀案更大规模的昌原市屠杀案)以及许多韩国村庄被美国汽油弹烧毁的事实。它也重新调查了朝鲜及地方进行的杀伐(这是战争停止以来,不断宣传的案例)。

朝鲜半岛从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进程中找到了重要的模板。南非对“真相”这个难有定论的词至少有4种定义:法医学真相(挖出、检验尸体;法医证据是“物化的记忆”:暴力会书写、刻印甚至展演在活人或死者的身体上);目击者真相(让受害人说话);学术真相(历史学者和档案的文件);以及加暴者真相——让他们也现身说话,再由别人回应。这种方法让相关各方都说话,达成社会的或“对话”的真相,这是疗愈或复原的真相,是以和解而非报复或自我辩解为出发点,分配正义,评估惩处。南非于1995年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行公开讨论,真相依此程序确立,官方调查采用公正程序,证词来自谋划者、施暴者和受害人,而且公开所有事实、承认共谋的人获得赦免。美国人涉及的屠杀,如老根里事件、无情地火烧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战后美国史上最令人惊愕地掩饰、颠倒事实的大田事件,也需要同样的调查。

1950年8月初,艾伦·温宁顿(AlanWinnington)在伦敦《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令人震动:《美国在韩国犯了贝尔森罪行》,文章称大韩民国警察7月2日至6日,在驻韩美军顾问团的监督下,于大田附近某村庄屠杀了7000人。温宁顿当时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着朝鲜人民军采访,他找到的20个目击者说,7月2日,卡车载来许多警察,命令村民挖了6个各近两百米长的大坑。两天后,卡车载来了政治犯,他们全部被处决,或脑袋挨枪,或以剑斩首,然后“像沙丁鱼般”一层又一层丢进坑里。屠杀进行了3天。目击者说,有两辆吉普车的美国军官观察杀戮。朝鲜方面的人士说,有4000人被杀(几个月后改口说有7000人),他们大部分是从济州岛和长白山区抓来的游击队员以及1948年丽水叛乱后关押的犯人。不过,他们讲的杀戮地点和温宁顿说的不一样。

美国驻英大使馆说,温宁顿的故事是“严重捏造”,坚决否认。由罗伊·艾普曼撰写的朝鲜战争初期阶段的美国官方历史,没提到大韩民国有任何暴行,反而声称朝鲜实施了此一屠杀——在大田犯下“战时最大的一桩大杀戮”,杀了5000至7000人,埋在万人冢里。西方大多数历史也是如此记载,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斯·黑斯廷斯只注意的“暴行”(他甚至没有详细分类或查证它们),因为它们让联合国在韩国“迄今一直保有道德正当性”。

有证据显示,温宁顿在1950年战争打得最激烈时说的话,比起艾普曼和黑斯廷斯凭借和事后观察所写的东西,更符合事实。7月2日的美国陆军情报中把有关韩国国家警察在大田“逮捕所有的,并于城郊处决他们”的一则报告,评为“可能属实”。中央情报局说,第二天,“非官方的报告指出,韩国警察在水原和大田处决嫌疑分子,一则要铲除潜伏的第五纵队,一则是就传闻北朝鲜在汉城枪毙人一事进行报复”。不过,这两项报告都没有写明处决的人数。驻东京的英国官员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官员谈话时表示,“(温宁顿的)报道或许有几分真实”,但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件事应由伦敦和华盛顿去处理。英国派驻麦克阿瑟总部的代表阿尔瓦里·加斯科因(Alvary Gascoigne)说,可靠的记者们已“一再”提到“韩国部队屠杀俘虏”,但是美国战俘代表团有位安德伍德(Underwood)先生告诉英方人士说,他怀疑大田能否集结7000名犯人,因为该市的监狱只能容留不到两千人。安德伍德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他可以承认这件事不只是残忍地屠杀政治犯,而且是对在美国占领期间因抗议美国人促成或制造的局势而被逮捕的民众的谋杀。美国人在1945年至1950年期间进行了好几轮的弹压,或支持韩国人去弹压,然后在1950年7月对这场大屠杀袖手旁观、拍照存证,但毫不制止。

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前任特工1981年著书,提到他在1950年7月的第一周在汉城南方的水原附近,目击了对政治犯的有系统的屠杀:

我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目睹整个事件。两部挖土机不断地工作。有一部挖出沟状的坟穴。卡车载来那些倒霉鬼。他们的双手已反绑在背后。他们被推到新挖好的坟穴前排成一排,很快脑袋上就挨一枪,再被一脚踢进坟穴。

纽约有位心理医生李都永(Lee Do-young)终于争取到解密这场悲剧的照片,它们是美国参与共谋的鲜明证据。由揭露的最骇人听闻的事实是,1950年9月,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此处指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压下照片,直到1999年才解密。当年的五角大楼资助撰写官方历史,把此时所有杀害平民的暴行(包括大田事件)统统转嫁到北朝鲜身上。五角大楼又聘请影星亨弗莱·鲍嘉替1950年的影片《朝鲜的罪行》配音。影片采用了极多大田屠杀事件的录像片段——一层又一层的尸体布满足球场长的壕沟:“大田:男人、女人、小孩遭到……恶徒……和野蛮的北朝鲜人……冷血的、刻意的谋杀,意在散布恐怖气氛。”鲍嘉又说:“我们会得到一份详尽的统计……由联合国韩国委员会认证——对每个个案的文献都会彻查。”

事实上,联合国毫无动作,置之不理达数十年,直到五角大楼在1997年至1999年间宣称,找不到任何信息可以证实老根里幸存者的说法。他们说,被指控涉及本案的美军第一骑兵师根本就不在当地。可是我只花了5分钟就找到了克莱·布莱尔(ClayBlair)在《被遗忘的战争》中根据解密的纪录指出,“第一骑兵师将在7月22日于永同郡接防,换下被打惨的第24师”。五角大楼当时必须搪塞,拒绝赔偿幸存者,因为战时类似的枉死案实在不胜枚举,谁晓得会有多少人出来求偿。

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大田屠杀事件的调查还未完成,但迄今已肯定的是至少有4000人死于大韩民国当局之手,后来北朝鲜又杀了一些人(但没有几千人之多),可能也把他们埋在同一个坑里。当年是监狱警卫的李允永(Lee Yoon-young)以85岁的高龄勇敢地站出来,作证说出数十年前的往事:“每次带10个犯人到壕沟前,要他们跪在边上。警官走到他们背后,对准后脑就开枪。”

汉城岌岌可危、即将沦陷之际,政治屠杀即告开始。澳大利亚的官方人士指出,“李承晚政府(在1950年6月)撤出汉城前,下达了一道愚蠢的命令,在汉城处决了约100名人。”合众国际社说,包括朝鲜“美丽的玛塔·哈莉”金秀琳(Kim Su-in)在内,有90至100人在这时被处决。同时,有更多的人在仁川遭到杀害。美国的内部文件指出,在各城市即将沦陷于朝鲜人民军之际,韩国当局把大多数知名人士抓起来:“我们的情报是这些犯人被当做韩国的敌人抓起来,并于北朝鲜部队抵达之前受到处置。”东京的美国占领当局(即盟军最高统帅部)说,6月30日仁川发生了“游击队暴动”,有300人被捕。朝鲜方面后来声称有目击者看到6月29日至7月1日,有1000名政治犯和嫌疑人在仁川被杀害(他们声称这是驻韩美军顾问团一位美国军官下达的命令)。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注意到了朝鲜的这些指控,但驳斥说:“这只是有些暴乱者得到了一些异议分子的协助,企图越狱,而大韩民国警察有所行动而已。”战争爆发才一个星期,北朝鲜部队已开进了西南部左翼势力强大的全罗道,这时的情况也愈趋恶化了。

李应俊(Yi Ung-jun)将军宣布,准许对从事颠覆及破坏活动的人以及“经司令官确认系政治罪犯的人”,处以极刑。他是怎么样一号人物?在向日本天皇宣誓效忠之后,他于1943年从日本军校毕业,大战结束时官拜大佐;后来他在1945年11月协助美国占领当局发展韩国的军事力量,1948年出任大韩民国陆军第一任参谋长。某位美国官员的太太说他“参与日本部队,在中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喜穿长筒马靴、留短发的他,“保持着几分日本军人的傲气”。朝鲜军队南进时,他是韩国陆军第二师师长,负责守“议政府走廊”的东边。接奉上级全师出击的命令,他却不从,连只出几个营的兵也不肯。不久,第二师即溃不成军。

水原和大田大屠杀发生于美军节节败退之际。美军在大田尝到了最清楚、甚至最惨痛的败绩,对手方的朝鲜司令官则自开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美军第24步兵师在大田惨败,“是陆军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军从大田往南撤退,很快就到达永同郡。朝鲜人士说,在美军抵达之前,永同郡已由地方游击队“解放”;这个说法和苏利文的说法相同。他报道说,永同郡及其附近约300名游击队骚扰撤退的美军,一旦北朝鲜部队通过,他们就接管地方治安。苏利文写道:“美国大兵现在对于在城里、在乡下碰到的每个朝鲜人都满怀疑虑。在前线经常可以听到美军大呼小叫:‘注意穿白衣的人’——这是朝鲜农民一向的穿着。”有位战死的士兵崔成焕——北朝鲜士兵或本地游击队——在7月26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轰炸机横扫永同郡,使它“陷入一片火海”。

同时,稍往西方,7月的同一个星期,朝鲜人民军第6师横扫西南部的全罗道,48小时之内就底定全境——基本上有3个原因:第一,第6师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师长方虎山一年前率领同一支部队(几乎全由朝鲜族裔组成),以中国人民166师的番号参与中国内战。他们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回到朝鲜,1950年5月,朝鲜指派这支部队进驻瓮津半岛三八线北方的海州之北。这支部队及其他有中国渊源的部队支撑起了朝鲜1950年的战争计划。如果这些部队在1949年夏天可以派得上用场的话,朝鲜战争或许早已开打了。第二,第6师能够如此迅速地肃清全罗道,是因为李承晚政府撤退得太快。第三,朝鲜部队所及之地,受到数千名地方游击队的迎接,夺村占城(他们是1948年和1949年全罗道游击队的残部)。朝鲜部队旋即转向东边,于8月1日占领晋州,直接威胁釜山。

第6师向南、向东迅速进军,差点就在7月26日(老根里事件发生时)之前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此时,沃克将军命令军队撤出大邱。同一天,大韩民国政府宣布,任何平民“有类似敌人的行动”的,将被枪决;全体人民现在必须搭专门的火车旅行,住在作战地区的人民每天只准出门两小时。“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被视为敌人,立即处决。”基本上,这就代表前线周边是自由开火区。不过,实质上,他们只是服从美国人在全罗道下达的命令:游击队的渗透导致迪恩将军决定,“强迫每个朝鲜人离开本师责任区,理由是,他们一离开,任何还留在责任区的朝鲜人就是敌人的特务。”这道命令下达给了韩国陆军及国家警察。

次日,麦克阿瑟飞到韩国,要求停止撤退。不久之后,美军第2步兵师在釜山登陆,急驰晋州前线。有位美国军官说:(北朝鲜)第6师“刚在那里把我们打惨了”;次日,朝鲜人民军占领马山,美军退到洛东江,采用“焦土政策”,烧光了许多庇护游击队的村庄:“从黄涧到金川郡前线浓烟满天”。然而,不久,作战前线在釜山环形防御圈上稳定了下来。

自从这个早期的决定性的时点之后,韩国政治中即出现了一股被压制的“第三势力”,它在西南地区根深蒂固,但也遍及全国各城。如果我们把这些势力摆在“左翼”一边,我们可就把他们贬抑到两极化的、漫画化的冷战构架中去了;在这种冷战构架下,实施的任何故意的戕害都不足以使美国人不支持他们,只要他们继续坚定就行。数十年来,这些政治、社会力量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参与地方委员会、工会、农会及1940年代末期暴动的人士的记忆当中,压抑住了许多无法讲出来的个人和地方线年,在韩国可被接受的政治光谱,一方是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的执政势力和政党,另一方是源自1945年9月成立的韩国的反对势力,其领导人有金性洙、张泽相和张勉。大韩民国政权一直要到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才真正过渡到反对派手中。而且要到2003年2月,大韩民国才真正有位总统不属于美国人在占领时期划下的政治分野(和政治制度)。(金大中初入政坛时,以参加在西南地区木浦港附近冒出来的人民自治委员会起家;一直用这一点打击他,声称他是或亲北者,但事实上他在1940年代末期就已接受既有制度,此后一直是既有体制的政客,不过军阀一直不放过他。)已故的卢武铉总统是第一个和1940年代没有明白连结的大韩民国领袖。他的政治传承比较接近当代,和1980年代的动荡有关。当时他冒着生命和事业的危险,替劳工领袖和人权分子辩护,但是透过婚姻关系,他也和数十年前被列入政治黑名单的家庭有关——卢武铉的岳父是美国占领时期遭到取缔的韩国工人党党员,因在战时涉嫌协助北朝鲜而被捕,死于狱中。

金清原(KimChong-won)是在日本陆军服役时得到“老虎”的绰号的;1945年之后,他喜欢记者称他为“白头山之虎”(译按:白头山即中国的长白山)。他在1940年志愿入伍,加入日本皇军,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作战,晋升为班长:依美国大使穆乔的说法,“这个层级是集日军最残酷之大成者”。1946年,他担任韩国国家警察系统东门派出所的警察,1947年有8个月担任张泽相的随扈保镖(张泽相是汉城首都警察厅厅长)。随后,金参军,在剿匪平乱作战中积功,窜升很快;美国人对他在剿匪平乱中的残暴(穆乔形容是“残忍、有效率”),以及不肯听从美国人命令,印象深刻。有位美国人1948年目睹金及手下“用钢管、竹棍、拳头”“无情地”痛殴在丽水抓来的叛党(包含妇孺)之后,觉得他是“相当残暴的人”。他和金白一(Kim Paek- il)、丁一权配合密切,并在1949年8月官拜团长。

据穆乔说,朝鲜战争开始后,有位驻韩美军顾问团成员顾问“暴跳如雷,气得要杀金”。这位顾问罗林斯·艾默里奇(Rollins Emmerich)中校并没有暴跳如雷,他说,“如果没有人要干掉他的话”,他就必须动手杀掉金。金本人倒是怒气冲冲,他杀了自己手下的一些军官,因为他们不服从命令、逃避上战场;他又亲自斩首,杀了50名战俘和游击队员(据说只是同样被处斩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在美方的压力下,金被暂时调职。后来,李承晚派他为釜山司令。他在征兵工作上以玩卑鄙手段出名,“从街上拉夫,胁迫足够数量的年轻人入伍”。金亲口告诉艾默里奇,他打算用机关枪干掉釜山监狱中的3500名政治犯。艾默里奇不准——除非釜山即将失陷:“金上校被告知,如果敌军的确抵达(釜山)近郊,他才可以打开监狱大门,用机关枪射杀犯人。”艾默里奇后来说服韩方不要处决大邱的4500名政治犯,但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大多还是遭到杀害。李承晚旋即晋升金为宪兵副司令,并于1950年秋天占领平壤时,派他协助管理平壤。虽然证据确凿,他在韩国是个战争罪犯,但金老虎仍是李承晚的亲信、打手。

联合国部队依据美国的一项政策文件(NSC 81/1)占领北方,文件指示麦克阿瑟,“除非依据国际法”,禁止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及人民进行报复。9月30日,即大韩民国陆军跨境北上前一天,艾奇逊宣布不再承认三八线:“朝鲜将作为舞台,以证明西方民主国家可以怎样协助世界弱国。”大韩民国从当时到今天,一直认为它是朝鲜唯一合法的正统政府;它在1950年试图以1948年制订的宪法把北方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然而,联合国并没有承诺让大韩民国的统治延伸到北方(1948年,1950年,都没有),英国和法国也非常反对这个构想——甚至说大韩民国既弱又贪腐,且它“颇有可能引发全面的恐怖”,令人怀疑应否允许它重新占领南方。

美国国务院制订的占领北方之计划,建议以联合国为“最高当局”,而非大韩民国;如果不行,退而求其次是建立托管机构或是美国军政厅。美国国务院明确否定了大韩民国宣称由自己管辖北方的主张,反而主张在联合国监督下重新举行选举。(韩国希望北方只选出100位议员出席大韩民国。)美国可能也有排除李承晚的秘密计划:古德菲勒10月3日拍发电报给李承晚说:“有股很强大的力量正在运作,试图找出方法让别人取代阁下担任总统。” 10月12日,联合国决议把大韩民国权力暂时限制在南方。同时,将利用已经存在的北方政府,不报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或军队服务的中、低级官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将予以尊重;将以广泛的“再教育新生计划”向北方的朝鲜人展示民主生活方式的长处。

可是,这个名义上的北方政府却与联合国托管或美国国务院的民政计划毫不相干:它是把南方的制度套在国家的另一半之上。大韩民国的《国家安全法》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界定为“反国家之实体”,其公民若有同情或支持朝鲜之任何迹象,将严惩不贷。这套《国家安全法》为管制朝鲜的公民提供了法律架构——是在国际监督之下,但绝不是依据法治精神。朝鲜是“二战”以来唯一一个领土受到军队占领的国家,这件事仍然鲜明地深铸在好几个世代的朝鲜人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然主宰着朝鲜对韩国意图的解释。

我可以对付。赤党可以埋了武器、烧了制服,但我们知道怎么找出他们来。有了推土机,我们就挖个大洞,把塞进去,再盖起来。他们这样就真正进入地下了。

美国国务院官员设法寻求一套监管占领区域内政治方面的机制,以“确保不会发生大流血。换句话说……(韩国)军队应该受到控制”。事实上,占领军到了北方,根本不受任何人节制。真正当家的是国家警察和跟随他们的右翼青年团体;大韩民国占领军在10月、11月大多自行其是,没有人管他们。德鲁威特10月中旬向国务院的上级报告,华盛顿原先希望大韩民国在北方的人员愈少愈好,但“已经跟不上状况”。大约两千名警察已经越过三八线,不过他认为若能善加利用原本出身北方的警察,或许可建立某些地方秩序。(数以千计曾在北方为日本人效劳的警察,在解放时逃往南方。李承晚一直把他们当做“北伐”的前锋。)10月20日,李承晚的第一任教育部长安浩相(An Ho-sang)已派出青年团北上进行“政治教育”。战争爆发时的大韩民国陆军第一师师长白善烨,下令部队急行军,要抢在友军之前第一个攻占老家平壤;汤普生说,他“仅以数分钟的优势得逞”,“棕色的圆脸因喜悦、胜利而发光”。

英国政府很快就取得证据,证明大韩民国的官方政策是“追缉、摧毁及通敌者”;事实证明“现在已经恶名昭彰、重新建立的韩国民事政府必将成为国际丑闻”。英国外交部力促尽速与华盛顿交涉,因为这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战争”,政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军事。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于10月30日向腊斯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腊斯克同意,很遗憾,(大韩民国当局干下)多起暴行”,答应请美国军事官员设法控制住局势。朝鲜政府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召募了许多贫穷农民,因此有一种可能:几乎每个北方人都会是报复的对象。而且,南方对“通敌”的定义又无限上纲,从敌人士兵到平民都适用,甚至替朝鲜士兵洗衣的老妪也可列入——有人就看到一群“神情憔悴、浑身污秽、衣着褴褛的人”,被绳子绑在一起,走过街头。美方的内部文件显示,美国人完全知道大韩民国的暴行:驻韩美军顾问团军官说,如果韩国人继续他们的暴行,整个北方可能应不准大韩民国当局进入;有件事见诸文件:在顺天市,美方决定以美军第一骑兵师换下动辄杀人的韩国部队。

中国一参战,联合国军开始撤出北方时,全世界媒体纷纷报道他们目睹了大韩民国处决被拘押的人。合众国际社估计从12月11日至16日,有800人被处决,埋在万人冢;这里头“有许多妇女和一些孩子”,只因为他们是赤党的家属。美、英士兵目睹了“一卡车又一卡车的老人、妇女、青年和若干孩童在坟前排队,被开枪打死”。12月20日,一位英国士兵看到约40个“憔悴、非常顺服的朝鲜人”被大韩民国宪兵枪决,他们双手反剪,稍有不从就被枪托敲头。他说,这一幕对他的士气是一大打击,因为有3位同袍刚从朝鲜俘虏群中逃出,声称受到了善待。英国士兵目睹男女老少“被拉出汉城监狱,押到田间……无情地射杀,推进壕沟里去”。

李承晚替杀人做辩护。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他又声称:“所有的死刑都经过了正当的法律程序。”穆乔大使也替他讲线日就知道了大韩民国的意图,他在电文中说,大韩民国官员将把“重新加入敌人组织的人,或以任何方式与敌人合作的人”,均处以死刑;法律依据是大韩民国的《国家安全法》,以及1950年在日本颁布的、为紧急状况制订的、未详加说明的“特别法令”。这道命令显示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部和处决行动脱离不了干系;无论怎么说,美国人明明白白地与发生在北方的政治谋杀有关。

美方下达给配属在第10兵团中的政治事务官和反情报人员的指令,命令他们“清算北朝鲜劳动党和北朝鲜情报机关”,并要禁止可能“对第10兵团构成安全威胁”的任何政治组织。“摧毁北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工作可借由逮捕及集中管束下列人士而完成:所有警察、所有情报机构人员、所有政府官员、南北两个劳动党所有现任及前任党员。接下来还要编制一份“黑名单”,不过指令未说明为什么要编制黑名单。这些命令也出现在第10兵团其他的文件中,另外又准许特务人员可以取缔所有形态的民间通讯,没收所有的晶体管收音机,甚至可以捣毁“信鸽鸽房”。朝鲜劳动党是个群众政党,全国人民中有高达14%的人为党员;这样的指令意味高达三分之一的朝鲜成年人要被逮捕或关进集中营。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人发现,部队所到之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官员,甚至是地方政府小吏,全已逃走。

1950年10月和游击队交战时,美陆军情报官麦卡弗里(McCaffrey)向克拉克·拉夫纳(ClarkRuffner)少将呈上备忘录,建议必要时,美方可组织“暗杀队,执行大韩民国政府对游击队领导人缺席审判所裁定的死刑”;他又说:“必要时可将平民清出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并“以一切可能的宣传工具鼓动地方人士反对游击队”。中国参战之后,有一次参谋会议,李奇微、阿蒙德和柯尔特等将军也在场,会中有人提起“穿便服的敌人”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不能处决他们,但可以在他们成为俘虏前枪毙他们。”就这一点,柯尔特将军答说:“我们把他们交给大韩民国,他们自然会去处理。”美国反间谍团人员和韩国警察、青年团合作抓人,找到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党员的名单。反间谍团441大队的战时日记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积极追查朝鲜劳动党党员的,相信后来也把他们交给韩国当局处理了。平壤方面,许多暴行发生在12月初平壤易手之时。有个美国人在平壤目击,日后回忆说:

我们的车子开进学校操场。1000多名北朝鲜战俘坐在地上。他们双手扶在头部后,每50人一排。众人前方,韩国官员坐在大桌后方。看来像是在开庭审判……一边有几个北朝鲜人像布娃娃一样吊在木柱上。这些人已被处决,但吊挂在太阳下示众。传递给坐在地上的战俘的信息,十分清楚。

韩国军队撤退时,从平壤及邻近城镇迁走了数万名堪可服役的年轻人,把他们编组成“民防团”。在1950至1951年的寒冬中,其中50000至90000人在大韩民国手中因被漠视而死亡。同时,美国人也大约在此时实施政治谋杀:有个士兵承认在平壤附近割了8个平民的喉咙,可是没受到任何惩处。后来终于有人受到惩处,那是汉城第二次失守之后,有两名美军因一名韩国妇女并杀害一个和她相关的人——韩国警察,被判服劳役20年。不幸的是,这件事并未给日后的军纪建立典范,同样的事情在战争后期仍迭有发生,直到今天,许多韩国女性仍遭驻韩美军,还是没人受到惩处;各部队仍经常对韩国人充满种族歧视。

朝鲜政府一向大力抨击的重大暴行,据说发生在(北朝鲜)西南方的信川郡。数百名妇人、孩童被关在一栋房子里,好几天不给吃喝,美军和韩国人向他们逼问已躲起来的男性亲属的下落。他们哭求喝水时,就当头泼下尿水。后来他们全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1987年11月,我和泰晤士电视台的一组人员来到这栋阴森森的房子和坟墓处,检视原始的照片和报纸记载,花了一整天和一名幸存者深谈。我们的结论是,铁定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不过不可能有书面证据证实是谁干的。

韩国异议作家黄皙暎此时根据他本人的调查和对幸存者与目击者的访谈,创作并发表了小说《客人》。小说重述逃难到南方的基督教难民在联合国占领北方时回到信川,并主持了这场恐怖屠杀。他们和一些右翼青年团体杀了本县高达35000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括真正的、疑似的及涉嫌与北朝鲜这一敌人有关系的人)。他们把信川的良将里村的“所有男性村民”全杀了。朝鲜政府根据他们的核心假设——在韩国,没有一件事不是奉美国人之命而执行的——倾向于把这一兽行怪到美国人身上。黄皙暎也提到在相同地区干了“无法形容的暴行”,但他只提到军事型的处决,以及到处劫掠的游击队“挡我者死”式的强悍。

朝鲜几乎不可能再占领南方,而今愈来愈有可能的倒是大韩民国当局有一天会延伸到朝鲜。如果这种事情发生,1950年的这些经验将是一大警告——对这场剧烈的、手足相残的内战最糟会是什么结果的警告。这一惨痛的历史依然鲜明地留在朝鲜人的记忆中,因为套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比喻,头上落下过历史的铁棒的人们,永远不会遗忘。这种暴力是最持久的记忆。朝鲜人的文化因为敬重祖先和犹未诞生者,有特别长久的记忆:承先与启后,连结起过去和现在。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朝鲜人将竭尽全力避免崩溃和被并入大韩民国。

过去暴行及不公不义的受害人长久藏着记忆,无法逃避、补救,或向别人解释——甚至和有相同苦难命运的人都无法相互倾诉。他们反倒会遭遇梦境、魂灵和幽灵。我们姑且以朴东设的回忆为例。他1950年7月目睹家人在罗州(光州附近)遇害时,年仅8岁:

当时,天刚破晓,我们一家人被警察抓了……他们把我们带到河谷,命令所有的男子蹲下。经过一番简短训话后,警察把他们全都枪毙了,包括我的父亲和伯父。后来,警察命令妇女和小孩离开,可是大家哭成一团,不走。警察把他们也全杀了。一颗子弹穿过我肩膀,从腋窝穿出……我的母亲被杀之后,3岁的妹妹号啕大哭,警察一刀把她斩首。

权宪益在他的《越战幽灵》中对这个现象作了生动的探讨。住在村子里的鬼魂互相对话,大谈道德和政治议题。他们交往于家族及与祖先相关的各种宗教活动中,构成村子里的轶闻、集体记忆及历史意义。这些鬼魂也把村民从定义了越战和朝鲜战争的左与右、善与恶等严重的政治断裂中拯救了出来。

韩国和越南的文化绝不相同,也不能互换,但它们已相当接近。权宪益的作品可以提供数百万韩国百姓经验的摹本:亲人被屠杀,或被空袭集体杀死,或有家人因南北僵局而离散,因此终其一生和在非军事区另一侧的亲属断绝音讯。战时的集体苦难不只反映在亲属死亡上,还有一种“仪式危机”使社会破碎。和安提戈涅一样,韩国人必须在国家设定的真相和深铸在他们的骨骼上显然更为重要的真相之间做出选择。通过祖先,过去和现在在朝鲜得到最深刻的连结,围绕着祖先,各个家庭都有一套传承了数千年的仪式,历史和记忆因此和失去的亲人交织在一起。对大多数人而言,历史、经验、损失、家庭和遵守仪式辐凑在一起,创造出社会记忆。韩国是世俗国家,人民对宗教态度折中,即使近数十年来改信基督教者也不拘泥一格;他们既与远祖、祖父母乃至亲友相连结,又相信来世。

集体暴行杀害了亲人,没给死者留下任何东西。没有实体的尸首,就无法进行适当的葬礼仪式;没有埋在神圣的地方(如家族墓园),死者就无法被吸纳进记忆,仪式即不可能完成;目前仍有6000名左右的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下落不明,毫无疑问,他们大部分是在大骚乱中蒸发了——有多少韩国人也遭逢了同样的命运呢?消失的死者无法受到礼敬,他们的鬼魂只好四处流浪,无法安顿(在朝鲜战争的屠杀现场,地方人士说,地上经常起“鬼火”。)最令人难过的是孩童的死亡,因为依照儒家的说法,白发人不应送黑发人。生命的意义受到戕害,对死者、对生者皆然,社会记忆必须在大灾祸之后重新编组。韩国有些村庄在同一天全村联合祭祖,因为这是大屠杀的日子,或是全城被空袭夷平的日子。这时,分离的意识形态向真实的人性需求做出了让步。在南北方之间漫长的和解进程之中,实现对立双方令人唏嘘的再度统一,当不是意外之事。

“韩国平民屠杀线月,其职责是调查每一方在朝鲜战争之前或期间的屠杀平民事件。2005年12月1日又成立了“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继续调查屠杀事件,想要找出因被认为是而不能入祀国家忠烈祠的反对独立运动者,也要查明人权受侵侮、恐怖活动和罗织政治罪名审判及处决的案件(它发现朴正熙执政时仍有几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理了近11000件不当处死或屠杀案件;其中9461件是平民遭屠杀。到了2008年底,有3269件受到调查。对154处坟场的挖掘,在多处找到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南杨州市有460具,求礼郡有400具,庆山市的钴矿场有240具,蔚珍也有256具……)。同时又找到数十具童尸,许多人不到10岁,想必是抄家灭门的受害人。最后的情况似乎是,战争在1950年6月开始后,韩国当局及附属的右翼青年团行刑队处决了约10万人,把尸身丢进壕沟、矿坑,或干脆丢到海里。

委员会同样审慎地调查了朝鲜人或韩国左翼分子所执行的处决。例如,在金堤(Kimjae),朝鲜人和本地左翼分子杀掉了23名被控从事右翼活动的基督徒、一个名叫郑坂锡(Chong Pan-sok)的地主及其家人以及这个地主当警察的女婿。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朝鲜人及其盟友在汉城、大田、定州及其他城市杀了数百人,总共有1100多名被捕的警察和右翼青年团团员被杀。然而,纪录显示其总数约是整体案件的1/6,往往也比较有分寸——这里处决了8个地主、那里枪毙了14个警察。不论是哪一方的杀戮,委员会一裁定有人枉死,即进行“和解”,就是发表完整的调查报告,然后“国家正式道歉、更正户口登记资料……办追悼会、更正历史纪录……对损害进行赔偿以及进行和平及人权教育。”

朝鲜战争的幸存者及尚在人世的受害人能说出复原的真相,这是韩国全民争取民主的成果;这种公民社会的波涛,也是被压制的信息之波涛,它在长达数十年的独裁专政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压抑记忆乃是历史借以保存、收藏过去的一种方法;情况一有变化,被压抑的历史立即倾泻而出。因此,过去20年间,韩国人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历史书、回忆录、口述历史、纪录片及小说,探究光复之后那几年的真相。

然而,韩国人如此倾吐,有如毕尔斯等作家在南北战争后替美国人做的事,写出了关于手足相残的战争之可怕真相的活生生的故事。像郑春子这样的幸存者也为亨特做了一桩好事:她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使亨特可以开始洗涤自身可怕的罪愆。受害人和幸存者个人的真相应该成为一种复原的真相,作为“被遗忘的战争”之安灵弥撒,这样或许最后能达成朝鲜南北方的和解——这是腊斯克1945年8月在北纬三八线上信手一画以来,即已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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